在這個體系內，善舉與道德楷模不僅能夠得到表彰宣揚，還能夠因此獲得物質鼓勵。而反觀徽州地區居全國之冠的貞節牌坊，聯系到數以萬計孤兒寡母生計的維持，也不能不思考在這其中宗祠石牌樓所起到的作用。
以棠樾為例，作為當地大族的鮑氏以宗族的名義設置有棠樾鮑氏“世孝祠”的石牌樓式門資助貧困族人的“義田”，在乾隆年間，根據不同的基本情況分別有“體源戶”，置以田七百余畝，塘十畝，地二十畝;“敦本戶”，置田五百畝，塘、地若干畝，后又設“節儉戶”，置田一百畝等等。 上述田地的收成要有相當部分是作為租稅交給族內的，由宗祠負責收租，將以租稅形式收繳的糧食作為積累以待收成不佳時對族人加以接濟。同時其族內按宗譜另有規定，“四窮”即“鰥寡孤獨”者能夠按時得到族內救濟的糧食以維持正常的生活。
另外，值得特殊說明的是，徽州地區由于成年男性大多外出經商，留守本地的婦女數量較多，同時由于外出經商的高風險，也在徽州地區造就了一批特殊的社會群體:孤寡婦孺。這部分社會成員勞動能力差，在社會.上也處于弱勢，如果不能妥善處理，這些人出于生活.上的困難往往會引發更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導致社會結構失衡進而影響社會穩定。在這樣的背景下，依托于宗祠文化的影響力，徽州地區甚至出現了全國罕見的女祠，即棠樾的清懿堂，祠堂擁有用地，用以解決族中孤寡守節婦女的基本生活，也對守節(遵守社會道德規范)的婦女在物質上給予支持。在徽州地區，宗族利用自身的凝聚力，以宗祠為中心，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救濟體系，同時還有平價收購糧食儲備以待年景不好時平價出售的調節系統。這種方式可以看作是封建統治階級設置平倉、義倉、惠民倉，利用平糴、平糶這樣的方式調節民生的延續。由此可見宗祠文化事實上使得徽州的宗族成為了與完整封建國家的運作體制相似，但是又具有一定人文關懷的相對獨立的體系。
宗祠文化在現實中還體現在其凝聚人心的作用。人口史學者何炳棣考證，徽州地區在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持續期間遭到嚴重破壞，人口銳減至不足原來的一半“賊退之后，以疾疫亡十之六七”。在整個徽州府經過太平天國戰爭過后受到了巨大損失之后，將剩余人口重新凝聚起來，重新恢復社會生產生活的正常秩序，仍舊要依靠宗祠的力量。在這一點上，胡適的父親胡傳曾在自傳中有所記錄:清朝同治四年(1865年)，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社會逐漸恢復穩定，在此時胡傳被族人推選負責統計族人，走訪與調查持續了數月，到冬至時統計，原有的六千多族人僅剩一千余人，死亡與下落不明者達到了五分之四。而在戰爭剛剛結束就調查統計族中的人數，目的便是以按照人頭攤派的形式募集重新修建宗祠的費用。在戰禍剛剛平息，人人自顧不暇之際，百姓首先想到的便是重建祠堂，可見宗祠文化在徽州人心目中不可動搖的崇高地位與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而事實上，從徽州地區宗祠與石牌樓的共存，也不難看出石牌樓在這種作用的強化中扮演了自己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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